大自然是人类造物取之不尽的源泉，先民以漆液制成华美漆器，服务于人们的生需要养，创造出举世公认的辉煌历史，在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，闪烁着中国漆器艺术的光彩和魅力。

漆器源流与文化“本元”特征

自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木质朱红漆碗，中国漆器被公认至少已有7000年的历史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考古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时期遗址中，出土了大量漆器。这些早期漆器，不仅让我们对于漆器的产生有了清晰的认识，更爬梳出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。

据文献载，舜作食器，“斩山木而财之，削锯修之迹，流漆墨其上”。禹作祭器，“墨染其外，而朱画其内”。髹墨漆朱过的木器，不仅防腐、耐酸、耐热、耐用，而且美观。从河姆渡漆碗可知，这种在漆液中调入朱色的做法，很早以前就已使用，而更早的做法应是单一用漆液髹涂木器。与石器时代并行，我们相信人类还存在一个“木器时代”，如工具、用具、食具、盖屋等大量生活、生产必需器物均用木器制成，用漆液涂刷，一经干固即异常坚牢，由此可以推测，中国用漆有近万年的历史。

因此，漆器是一种“原发性”的“母体”艺术，是“本元文化”的一种类型。它将物质与精神、实用与审美统一于创造活动，纯粹的艺术从这里分化独立出来，形成精神性的艺术形式，即从实用转化为鉴赏，从依附于器物的纹饰到独立的绘画，从漆艺技术到艺术制作的移用等等，表现出漆艺整合分化、变与统的文化“本元”特质。

典雅、瑰丽是漆艺美感的自然呈现

地处江汉平原的湖北随州，曾出土大量战国曾侯乙墓漆器，像生的鸳鸯、鸱鸮、卧鹿、蛇、蛙、虎、龙、凤等造型，充分体现出工匠的巧妙创意与独特的艺术风格。然而，漆器虽轻便但生产费工，“一杯棬用百人之力，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”，汉代漆器生产制作不惜工本，因规模庞大而设置专官管理。如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达500件之多，前所未有，其装饰精巧尤以神人狩猎纹、缭绕云气纹构成墨朱流韵的瑰丽美感。漆器艺术在汉代的盛行，奠定了其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中的重大意义。

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盛行，一种以传统夹纻技法制作大型佛像的方式，被认为是漆器工艺移用到雕塑艺术的一个大胆创举。据传东晋雕塑家戴逵所作五躯佛夹纻像就安置于建康瓦棺寺，与顾恺之维摩诘壁画、狮子国玉像，并称“瓦棺寺三绝”。此期髹漆工艺被文人用作怡情之物，在漆器装饰上新的创造是班漆和绿沉漆，用途较广，实用美观，如王羲之曾得绿沉漆竹管而爱不释手。

宋元髹漆，承继汉唐，新创剔犀、剔彩技法，“藏锋清处，运刀通法”，具圆浑、质朴之风，而民用漆器简洁、实用，适宜生活。宋代漆器的质朴典雅是唐漆绚烂至极后的风格转化，这一转变，是士大夫审美情趣与市民文化的世俗化、生活化和实用化所致。

中国漆艺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

在全球范围内，自汉代始，中国漆器经商贸、宗教、遣使等途径传入东亚各国及南亚、西亚和欧洲各地。

元代海上贸易发达，元漆器在日本、东南亚、非洲地区广泛传播。据《日本国志》载，剔红传入日本，日人称剔红为堆朱，并崇拜元代雕漆家张成、杨茂，而在江户时代将造剔红漆器者称“堆朱杨成”，沿用至今。

中国漆器艺术是中国文化外溢影响的重要载体，它特有的审美样式代表着中国文化艺术的美学精神，所传递出的艺术信息是与世界文化一体而又有独特特征的，激起世界各国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想象与模仿，充分彰显出中国漆器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身份。

中国现代漆艺承载着绵延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精华，保持着中国文化的自信和特有魅力，它在当代融入了现代生活观、艺术观和新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，正以更鲜明的品格个性、更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展现在世界面前，赢得各国人民的喜爱。

（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）